【对话倪鹏飞】深圳GDP超过香港意味着什么？

（编者注：此文根据倪鹏飞研究员2019年3月8号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内容整理，值深圳特区40周年之际，特再次刊发）

（图片来源：全景图片）

深圳速度”令人咋舌，香港却迟迟未实现新一轮升级，前者做对了什么？后者错过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苏晶 深圳GDP超越香港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2月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消息称，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4000.98亿元，按照深圳此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高出221亿元左右。

深圳超越香港并不令人意外，2008－2018年，香港经济增长年平均为3%，深圳经济增长年平均高达11%。

此次超越颇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意味。1979年，深圳设市，第一年实现GDP1.96亿元，香港同一年GDP为22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50亿元，是深圳的178倍。

如今，“深圳速度”令人咋舌，香港却迟迟未实现新一轮升级，前者做对了什么？后者错过了什么？在已经起航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二者又该如何合作和竞争？与此同时，崛起的深圳在全球排名中却远远低于香港和北上广，这又是为何？

就上述问题，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

一

科创不行，城市就会落伍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深圳GDP规模超越香港这件事？这是香港的衰落还是深圳的崛起？

倪鹏飞：

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要从全球视角来审视，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领先，因此，香港GDP增长速度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比较高的，只是内地城市发展得相对更快了。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内地发展速度更快了，而香港没有同步？

倪鹏飞：

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差异有香港需要深刻反思之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借助全球产业的第一波转移发展加工制造业，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因为成本升高，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就已经面临了巨大的发展瓶颈，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此时，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香港发展带来了契机，香港的产业层次比内地高，它将工厂、资金、人员向内地转移，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内地加工，香港销售，这让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按说此时香港应该转型和升级，尤其要向科技创新驱动升级，但是内地的机遇也让香港失去了升级的动力。因为垂直分工，香港迅速由原来的制造业转向了金融、贸易与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服务、旅游四大支柱产业，但没有按照城市自身发展规律实现升级。

连后起的深圳都实现产业升级了，香港依然没有，这也许是香港发展的一个遗憾。现在，内地先进城市跟香港产业水平在接近，相对于之前，香港的发展优势消失了，发展速度变慢了，面临着又一次发展瓶颈。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香港为内地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享受了内地的发展红利，但是其内生增长的动力不足？

倪鹏飞：

对，香港与内地城市的竞争关系在加强，必须重新面对再一次转型实现升级的问题，这也是过去我们一直呼吁的。好在我最近注意到，一方面，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香港各界的共识并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国家也明确了香港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中心的定位，另一方面，香港特别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把“一带一路”沿线的城市看成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沿海城市，认为他们又将获得一次发展机遇。

当然，这样的机遇可以抓住，为“一带一路”服务也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不过，香港这一次应该吸取之前的教训，至少应该两手抓。从全球竞争来看，一个城市如果科技创新不行，将来就可能落伍。

经济观察报：事实上，香港寻求创新升级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呢？

倪鹏飞：

香港的科技创新没有抓起来有基础性制度上的原因 。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过去主张“积极不干预”，但是，市场主体是逐利的，在香港，搞金融和房地产最挣钱，谁会去搞科技创新呢？

科技创新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安排，比如产权保护、风险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投资、重大科研平台建设等。香港尤其缺乏的是科技转化制度，香港高校发的论文多，在全球排名高，但是，研究成果转化少，与当地结合度低。

可以说，科技层面，香港缺乏制度安排，激励科技创新者实现转化，金融层面，香港也没有制度激励资本去投资科技创新。

现在还不能说香港不行，香港发展历史告诉人们，她是一个充满危机感、善抓机遇敢于迎接挑战的城市，香港现在正处在调整期，“适度有为”去引导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二 

深圳也曾被质疑，创新动力来自发展压力

经济观察报：相比香港，深圳是如何实现逆袭的？

倪鹏飞：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吸引了包括香港乃至全世界的产业和资金的流入。因为赶上了全球信息产业的转移机遇，深圳的加工制造业很大一部分是信息产业的加工制造，企业先是引进资金，然后是模仿创新，最后是自主创新，到1984年，深圳的信息产业就已经形成规模了。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向全国铺开，深圳的优惠政策取消，国家还实施浦东开放，把战略重点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等。深圳既面临制度优势的消失，又面临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等难以为继的瓶颈，经济增长一度放缓。

这个时期，深圳实施了扶持科技产业发展措施:1987年，出台文件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1995年，召开科技大会，实施“科教兴市”战略，促进高科技发展的措施，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一系列政策之后，经过10年的转型阵痛，2013年，深圳就实现从原来的劳动力、资本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观察报：东部沿海这么多城市，为什么深圳转型地最早、最成功？

倪鹏飞：

这个过程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2003年，不光是深圳，整个中国都面临经济转型，但是内地出现一个重大分叉——转向土地驱动式城镇化。

深圳是一个例外，它转向了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深圳政府面临的压力比别的城市大，一是深圳作为特区要引领发展，二是深圳土地资源等难以为继，且在八九十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不能向内地大中城市那样依靠土地财政来发展经济。所以，深圳转型升级的动力很足。

经济观察报：深圳创新的动力实际上来自于发展的压力。

倪鹏飞：

2003年，有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深圳影响特别大，当时的深圳正处于发展低潮。但是，我去深圳调研的时候发现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形成集群，预判并给深圳鼓劲——深圳未来的竞争力一定会很强。

如今，深圳地均GDP内地第一，GDP规模先后超过广州和香港，从前几年开始，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深圳先是超越上海成为内地第一，再是超越香港成为全国第一，这些都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

三

城市排名被误读，金融+科创才是领先城市关键指标

经济观察报：既然深圳的竞争力全国第一，为什么在GaWC（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中，深圳依然远远落后于香港和北上广？

倪鹏飞：

我在2010－2014年期间曾直接参与过GaWC小组的研究工作，发表过报告和学术论文。GaWC是利用生产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有关数据，定义、分类和排列全球各个城市，在一定阶段和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全球的地位和发展水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形成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决定全球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市发展的最核心力量，GaWC考核的最核心指标就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作者Ben.Derudder教授多次强调这个研究排名仅仅反映城市发展的一个方面。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指GaWC的排名被中国媒体误用了?

倪鹏飞：

根据这个排名，中国城市排名不仅上升得非常快而且很多城市排名已经很高，一些媒体以所谓“国际最知名、最权威的城市评级机构”修饰报道，虽然让一些城市政府很满意，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误导。

事实上，这个排名是基于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75家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商务网络来考察城市在这个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 ，这些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会计、律师、广告、管理咨询等中一些最大的企业，尤其金融企业比重很高。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进入世界500强的越来越多 ，而这些金融企业分支机构主要在国内一些城市，导致中国一批城市的地位迅速提高。还有一个问题是城市在联系的时候其地位是不同，从跨国公司联系视角看，中国的一些城市虽然与全球城市联系加强了，但主要处在被“指挥”的位置，但这个排名所使用的对称联系方法忽略了这个差别。

总之，这份排名可能让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过于乐观，很多城市认为自己是全球一二线城市，但是从综合性来看，中国城市相对世界顶级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GaWC小组也从来没有一线 、二线这种分类说法，它不是评级机构，而是严肃的学术机构。

经济观察网：现在来说，更准确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应该强调什么？

倪鹏飞：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数据、信息、知识和智能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和未来，全球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当然重要，但是科技创新特别是信息科技对全球发展更重要。一方面，全球的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中心正在向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而全球科技中心的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也在加强。

因此，确定全球一流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或者全球竞争力决定力量至少应当是金融+科创。如果一个城市是全球金融公司聚集地，同时也是全球科技公司聚集地，这个城市在全球网络中处于才领先地位，也才是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

四

粤港澳大湾区强调合作，也暗含竞争

经济观察报：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契机？

倪鹏飞：

香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内地的发展对企业创富和企业家收入提升帮助大，但是制造业转向内地后，香港本地的中低端产业的创业和就业机变不多，同时，房价攀升，生活成本变高，加之，住房等福利改善有限，普通居民的获得感与过去相比提升不快。当然，这也不光是香港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特大城市都面临的问题，只是香港也比较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尝试通过让香港的普通居民到珠三角创业、工作和居住，有望一定程度破解香港目前存在的困境。但是，另一个方面，香港必须发展对所有城市来说都重要的产业，也就是科技创新，不发展就会影响到城市的根本竞争力。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说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个城市不单单要自己发展也要与周边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如此，对于身处其中的城市，您有什么建议？

倪鹏飞：

我研究城市竞争力得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要靠自己发挥长处，充分挖掘达到极致；第二，要善于和别人合作，借别人的力量补自己的短板。毕竟一个城市的资源有限，如果用有限的资源来补充自己的短板，就会耽误长处的发挥；第三，共同抓关键。对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全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无论你是长处还是短处，都要抓。其实，就是科技创新，它是决定国家和城市命运的关键要素。第四，携手打基础。包括制度和基础设施等软硬件要与周边区域合作来建立。

前两点事实上说的是比较优势，但不能完全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城市，必须有后两点的补充，特别是第三点，科技创新是大家都争夺的重点，不能放弃。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一个城市都要把科技创新放在第一位。

经济观察报：深圳作为国家型创新城市，会不会对香港产生虹吸效应，阻碍香港发展科技创新呢？

倪鹏飞：

事实上，香港发展科技创新的条件非常好，它拥有最宜居的生活环境、最自由的经济制度以及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制观念，这些足以吸引对成本敏感度低的科技创新企业。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之下，原来是深圳向香港充分借力科技、人才和资金，如今，香港也可以反过来借力深圳的相关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强调的是合作，但是也需要并存在着竞争，最后还是市场主体决定在哪里发展。

为什么之前跨国公司的创新中心之所以都布局到北京、上海、深圳，而不是香港？一方面是我前面说的科技创新支持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和内地的联系还是存在很厚的一堵墙，互联互通不便利。

粤港澳大湾区很大程度上是要支持和帮助香港解决发展存在的问题，规划中也有诸多政策向港澳倾斜，从香港政府层面上来看，落实规划的动力很足。